“一场游戏结束了。”

一个月前，中国原料药生产厂家面对美国加征关税，主流的应对方式是：离开中国，转向越南、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建厂。

然而，4月2日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全球发动新一轮“贸易战”，真正刺痛一位中国原料药厂家的，并非中国商品关税被提高至34%（API原料药被豁免），而是泰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被加征36%的关税。

早在两个月前，特朗普宣布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10%关税，已包括从中国进口的原料药（API）——累计下来，中国原料药的“中间体”产品出口至美国被加收了20%关税。这位中国中间体出口商在加税政策出台后第一时间决定在泰国建厂，当时泰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仍是零关税。

中国原料药厂商将工厂转移至泰国、越南、墨西哥等“零或低关税”国家，已成为一种趋势。但这一趋势，随着4月2日特朗普的新一轮加税政策而被动摇——泰国出口美国商品加税36%，越南则为46%。

虽然此次加税中医药产品基本被豁免，但这些计划将供应链转移的中国原料药厂家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，特朗普对中国出口商品展开的是一场“阻击战”。靠转移生产地、曲线出口的策略，未来恐难行得通。

不比中国原料药厂商轻松的是，美国医药采购商巨头们。

90%的美国仿制药高度依赖进口，其中大部分API和成品药来自印度，而印度制造仿制药所需的KSM（关键起始原料）和API（活性药物成分）大部分来自中国。

一家负责为美国近万家连锁药房和医院采购仿制药品的采购商表示，中国原料药的关税增加让他们“制定战略极其困难”。连锁药房本来利润就微薄，购买方（医保和患者）并未抬高买价。要么连锁药房消化成本，处方药变成“负利润”产品；要么生产厂家承担损失，最终可能不再生产这种药，短缺药品就会出现。

至于是否原料药进口产业会回流至美国，上述采购商表示不可能：“建厂需要5至7年，而特朗普的任期才4年，没有人为不确定性花费那么多成本。”

而最终受影响的，很可能是美国最底层的消费者及美国政府。

塔尔·格罗斯（Tal Gross），是波士顿大学商学院健康经济领域教授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员，他表示：“就算对一个5美元的药加10%的关税，也只是多了50美分。听起来不多，但对最贫困的美国人来说，也可能有影响——两美元的自付费用就能让低收入老人少用药。所以，哪怕是很小的价格变化，也会影响底层人群。”

更关键的是，美国政府本身是医保体系的一环，大部分低收入患者的处方支出由联邦或州医保项目承担。换句话说，特朗普加税推高的药价，最终也需要政府自己买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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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场无声的重压：中间体出口商的现实困境

上述中国医药中间体出口商，在中美贸易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，近几年深切感受到市场环境的变化。

他感受到的最直接的冲击来自监管与关税。“美国FDA对中国药厂的突击检查明显变多了，像华海这种大公司都被查过。我们虽然规模小一些，也必须随时准备应对。”

更重要的是，最近美国对医药中间体加征了20%的关税，出口成本大幅上升的同时，美国医保和采购体系并未相应调整价格，导致这一成本最终只能由供货方或终端消费者承担。“采购方不愿涨价，结果我们两边都被夹着，利润被压得很厉害。”

和其他的中国同行一样，前一段时间，他们也“曲线出口”：“基本不直接出口美国了，很多货先发到泰国或印度，在那边做些简单加工再转出口。”通过这种“转口贸易”，将产地变为零关税国家，以此绕过美国的加税壁垒。 “美国客户其实也清楚这一操作，对他们来说，最终拿到的货是一样的，只要价格合理，他们能接受。”

而特朗普4月初的大范围加税，让他觉得“曲线出口”已不能转移风险。其实早在2月份，他的一些同行，在墨西哥设厂的经历就是“前车之鉴”。他们在墨西哥设厂以规避关税，“2月份美国也把墨西哥纳入加税范围，这条路也被封死了。”

为此，他表示无奈：“我们这些中小企业就在政策缝隙里生存，政策一变就得重新算账、改路线。”

有趣的是，在过去一年他通过东南亚市场“绕道”进入美国的同时，也将东南亚、日本、韩国等地作为新的增长点，形成所谓“双通道”战略。

他坦言，其实一些美国客户在特朗普关税政策之前曾推动“去中国化”，但实践中发现成本过高，许多客户最终又回头向中国企业采购，“我们原来只是备选供应商，现在反而成了主力。”

在几年内，他认为，美国客户“回头找货”的可能性会一直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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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采购巨头的焦虑：仿制药的供应不确定性

一位美国排名前三位的仿制药采购商的CEO，最近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伤透了脑筋。他们负责为超过近万家药品零售店（如CVS）、独立药房和医院采购仿制药品——而美国90%的仿制药品来自进口。

比起欧洲的同类采购商，这家采购商实行“单品谈判制”。每一款药都单独签署采购合同，一旦上架就保证该供应商6–8年的稳定合作——能帮助采购商更好地控制成本。

这家采购商大量采购来自印度的成品药，但这些印度制造商又依赖中国的化工企业供应原材料（KSM 和 API）。早在COVID疫情暴发之后，这家采购商意识到光有多个供应商还不够，还必须了解其原材料来源是否集中。他们发现，即便有多个成品药供应商，但其中一个API出问题就可能导致所有渠道中断。

在疫情期间，这家采购商曾经意识到原料药集中在中国的风险，如果中国某地区因疫情封锁，即便有多个供应商也可能全线断货。

在疫情期间，他们建立了完整的供应链追踪系统，从成品药、API到KSM（关键起始原料）逐一打通，确保每款药品至少有三个独立的API与成品药供应商，而且尽量分布在不同地理区域，以降低区域性停摆风险。

但特朗普的全面关税政策，让这家采购商的战略负责人感到很无奈：“我们的供应链在过去三年新冠疫情期间经受住了考验，证明了它确实有能力保障美国人的安全与健康。但现在这些因关税带来的风险可能会把它打乱。”

追根溯源，这家采购商的供应链分为三大环节：一是KSM（关键起始原料），约80%–90%来自中国，是制造API的基本化工原料，这类产业污染严重、附加值低廉，集中在中国；二是基于KSM合成的API（活性药物成分），印度是主要生产国，其次是中国和部分欧洲国家；最后是成品药（Finished Dose）：即患者最终服用的药物，如片剂、胶囊或注射剂。印度占70%的市场份额，美国和加拿大共占10–20%，其余来自欧洲和其他国家。

因此，如果对中国原料药的关税增加，最终成本会层层叠加到成品药中。

特朗普的关税政策，最直接推高的是连锁药房获取处方药的成本。由于大多数消费者都通过保险进行支付，药房无法将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。保险公司与像CVS这样的连锁药房早已预先谈好报销价格，因此药房将面临“进货价高于保险报销价”的困境。以美国连锁药房CVS为例，它的净利润率仅为2%，基本没有空间可以吸收这类成本上涨的冲击，许多药品将变成“负利润”的处方。

如果药房拒绝接受制药企业的涨价，那意味着制造商必须自行承担损失。然而，许多常用药品本身就是在极低利润下运作的，一旦加上关税，制造成本可能将大于售价，迫使厂家停产。这将直接导致药品短缺，影响患者用药。

更复杂的是，采购商们都认为将制造业迁回美国不现实。在他们看来，目前的关税政策虽然声势浩大，但极不明确。原料药迁回美国，厂家面临的直接难题是：“成本高，审批周期长，环保阻力大。”

“如果这些只是谈判策略，那么任何提前布局都可能在几天内作废。而将制造业迁回美国不仅需5–7年的建设周期，还要投入巨大资金，在没有政策稳定性的前提下，无企业愿意贸然投入。这让战略决策变得格外艰难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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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药品不是汽车，不能等三年才能拿到药”

一位美国药品采购企业高管表示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，在药品领域难以落实。

他感到疑惑的是：“关税是保护主义的一种，首先是有产业要保护。而有些产品，美国根本没有产能，但客户又非用不可。”尤其在仿制药领域，现在60%–70%的药品都来自国外，想替代都没法替代。

而在仿制药领域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让哪里的成本控制都变得不安全——来自哪里都可能被加税：中国、印度、欧洲、拉丁美洲。

按照特朗普宣称的加税最终目的：“自给自足”，那么在全球加税阻击战中，最后唯一的“安全”选择只有“回流美国生产”（on-shoring）。

但上述高管表示，“那也要看代价，如果本地制造成本比进口贵25%以上，那还是宁愿交税。”

对于药品领域，供应始终是优先的。美国药品采购商为保障供应链安全，才实行分散采购。对他们而言，药品本地化要很多年：“而且药品不是汽车，你不能等三年才拿到药。”

即便关税政策为美国药品供应链体系带来极大的冲击，上述采购商表示，短期不会更换供应商。

在他看来，未来的几周甚至几个月，什么都可能发生。就像一些美国企业管理者，在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时，对波士顿大学一位经济学家表示的那样：“我今天看待世界的方式，和周日晚上完全不同。”